周四. 12月 8th, 2022

人民军足球队是越南最强队,几乎是全“国字号”,在苏联教练的调教下,成为东南亚首屈一指的劲旅。苏联教练放话,以这支球队的水平,足够“横扫中国”。

迎战上海队之前,人民军足球队在中国踢了七场球,五胜二平,包括击败八一、广东等强队。一时舆论哗然。正值中苏、中越关系微妙之时,据说中央领导下了指示,这场比赛,“许胜不许败”。

上海队最终选择了范九林。无奈之下,徐根宝去了南京部队队,朱广沪去了广州军区队。多年后,徐根宝和朱广沪先后成为国家队主教练。老兄弟见面时,范九林不忘调侃几句,“哟,你们现在发达了。当年球没我踢得好,现在教练员当得响当当。”

1966年,上海队解散,范九林下放国棉十七厂,当了一名钳工。这家工厂素以工人足球闻名,范九林就在厂队踢球。三年后,他的儿子呱呱坠地。假以时日,这个小家伙将成为亚洲足球先生、中国足球的领军人物。他叫范志毅。

1972年,方纫秋重组上海队。不久,上海队赴非洲打友谊赛,又一次,范九林因场外因素排除在名单外。一气之下,他退出上海队,重返十七厂。此番越南人来家门口搦战,上海队再次征召范九林,颇有些大敌当前、唯才是用的意思。

9月6日下午,比赛在虹口体育场打响。范九林替补登场,看台上一片欢呼。临近终场,比分还是0比0。此时,上海队右边锋带球沉底传中,接应中锋遭对方三名后卫逼抢。眼看皮球向禁区外滚去,后门柱杀出10号顾兆年,迎球怒射,球进了!全场沸腾。

之后,人民军在中国又踢了四场比赛,全胜。虹口之战成为他们此行唯一的败绩。

这场比赛是中国“足球外交”的一个缩影。冷战背景下,足球不可避免被诸多政治因素裹挟。事实上,49年后,有多支国外足球队访问中国,上海是必经的一站。

1954年,匈牙利国家混合队访华。匈牙利队是当时世界足坛的头号霸主,一招“424”横行天下,一度连赢33场国际比赛。当时匈牙利国家队在埃及参赛,来中国的这支球队,被称为匈牙利三队。在上海,他们先是以3:0取胜华东体院队(上海队的前身),后分别以8:1和9:2的比分击退中央体院队和八一队,让中国的足球人领教了顶级足球强国的实力。

1955年,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队(现在的圣彼得堡泽尼特队)访问上海,3:0击败上海队,四天后,2:0赢南京部队队。

1957年,阿尔巴尼亚地拉那队4:0击败上海体育协会红旗队,5:1击败南京部队队。阿尔巴尼亚足球,和数年后引进的阿尔巴尼亚电影一起,给上海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1958年,苏联国家队访华,在上海踢了四场比赛,12:1赢体协红旗队,7:0赢上海红队,11:0赢沈阳部队队,5:0赢一机队。正是中苏蜜月期的尾声,老大哥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肌肉。

同年来访的日本国家队,1:1战平上海体院队,面对惨败于苏联队的体协红旗队,也仅以2:1小胜。三国的足球实力可见一斑。

1959年,上海队0:5败于罗马尼亚军队中央之家队。稍后,对阵再次来访的列宁格勒泽尼特,0:1小负。

进入六十年代,来访的第三世界国家足球队明显增多。面对缅甸队、坦桑尼亚队、叙利亚队、马里队的挑战,上海队均轻松获胜。

1895年,圣约翰书院成立上海第一支华人足球队。球员脑后留大辫子,比赛时满场辫子飞舞,人称“约翰辫子军”。

1902年,南洋公学成立足球队,并编写《足球歌》,“南洋,南洋,诸同学神采飞扬,把足球歌唱一曲,声音响。看!吾校的十个足球上将都学问好,道德高,身体强……”

彼时,南洋公学和圣约翰书院的足球对抗赛是沪上一大盛事,“观众动辄万千,学校邻近,倾巷以赴”,盛况“无逊于浴佛节之静安寺庙会”。

1910年,圣约翰与南洋两校的足球精英组成上海地区代表队,参加民国第一届全运会,获第二名。

1924年,中国足球联合会在上海成立。次年,“亚洲球王”李惠堂应邀来到上海,加盟上海乐华足球队。

在长期的磨练和实战中,上海足球逐渐形成“小快灵、技术流”的风格,尤其注重两三人间的连续pass(传球)。有人说,这跟上海弄堂狭小、因地制宜有关。多少穷人家的孩子,从小在弄堂里踢球。拉开两条长凳当球门,二对二,三对三。球往墙上一踢,绕开防守队员,真正的“撞墙”式过人。暴雨天,水淹到膝盖,鞋子一脱,照踢不误。饿了,回家啃两口馒头;渴了,咕嘟咕嘟灌一肚皮自来水。冲撞,跌倒,头破血流,一骨碌爬起来,只要骨头没断,就接着拼,接着抢。前国家队队长、“飞将军”王后军说过一句话,上海足球的辉煌,是在弄堂起步的。

1936年柏林奥运会,中国首次派出男子足球队。队员大多来自香港、新加坡的球队,如转投香港南华队的李惠堂,绰号“坦克车”的黄美顺,谭咏麟的父亲谭江柏。4名来自大陆的球员中,有3人隶属上海东华体育会:24岁的中场梁树棠,26岁的前锋贾幼良,名气最响的莫过于前锋孙锦顺,绰号“孙铁腿”。在一场与英国陆军联队的比赛中,孙锦顺将对方球网射穿,港报头条赞誉:“一脚破千钧,不愧铁腿郎”。据说孙锦顺从小用浸了油的球训练,腿部力量极大。在媒体不发达的年代,许多球场传奇都依靠口口相传。故事流传,足球便如火种般生生不息;当故事消失,足球也归于沉寂。

由于经费不足,这支奥运代表队五月份便启程,赴东南亚、南亚等地打表演赛。两个月内踢了27场比赛,23胜4平,进113球,失27球。筹得20万港元,其中的10万元用于资助国内其它奥运参赛队。

8月6日,周师劳顿的中国男足迎战英格兰队。当时的奥运会足球赛采用单淘汰制。最后20分钟,中国队体力不支,连丢两球,0:2遗憾出局。

1948年,民国最后一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。不久辽沈战役爆发,来自沈阳、大连的一批足球运动员断了归路。其中多位球员加入中纺十七厂(后来的国棉十七厂)下属的“龙头”足球队,搬进杨浦区定海路449弄,人称“东北风”。其中最出名的,属“一狼一虎”。狼叫陈瑾,司职前锋,速度快,擅长反越位单刀,俗名“偷冷饭”;虎叫张金良,打中后卫,身高马大,每天早晨四点半,弄堂里跳双飞。东北球员强悍的体魄,硬朗的中长传,让看惯纤巧、短传配合的本地球迷开了眼界,也重塑了上海足球的风格。

每逢主场比赛,十七厂全厂调班,救护车、医生提前到场,表明死战的决心。“龙头”赴客场,球迷们包租祥生公司的大客车,随队出征,摇旗呐喊。在父兄们的影响下,十七厂的职工子弟们,自发组织“小龙头”队,称霸沪上七人制赛事。

49年后,上海的工人足球蓬勃发展。首任市长陈毅,本身就是位铁杆球迷。稍具规模的工厂都拥有自己的球队和球场,厂际对抗赛、联赛,打得热火朝天。杨浦区工人众多,足球氛围尤其热烈。1955年的数据,全市有基层足球队3180支,其中工人队1930支,球员近两万名。

1957年6月2日,北京先农坛体育场,对阵印尼队的世界杯预选赛中,出自“小龙头”的张宏根攻入中国队在世界杯赛事中的第一球,并助攻两球,帮助中国队以4:3战胜印尼队。周恩来与陈毅、贺龙、三大元帅观战。1958年,张宏根获全国十佳足球运动员第一名,被誉为“中国的希代古提”(希代古提,匈牙利著名前锋)。在一次采访中,张宏根说,他最初的球技“在上海的弄堂里练出来的”。449弄的父老则骄傲地宣称,上海是中国足球的摇篮,“我们这块,是摇篮的摇篮。”

至60年代初,大小“龙头”共入选国家队7人、上海队9人。1962年,《体育报》评选全国优秀足球队员22人,其中11人来自上海,4人来自杨浦。《北京晚报》评选全国最佳射手10人,上海贡献4人,全部来自杨浦。

由于竞争激烈,不少年轻球员在上海打不上主力,无奈远走高飞。徐根宝在南京部队,朱广沪在广州军区,后来都踢出名堂。三名上海队的年轻前锋,袁道纶、张水浩、陈山虎,一同去了河北队,后相继入选国家队,号称“河北三剑客”。老一辈回忆,那段时期,几乎所有的甲级队里都有上海人的身影。

1963年,全国足球甲级联赛(南方赛区)在重庆举行。上海有四支队伍参加,分别是上海队、上海工人队、上海青年队和上海杨浦队。其中上海工人和上海杨浦是非专业队,球员和教练临时从各家工厂借调。

陈禾17岁,是国棉十九厂的一名学徒工,也是杨浦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,“小赤佬一只”。他出生在449弄,打小看张宏根、袁道纶一辈人踢球,看完再模仿。许多技战术,都是靠自己琢磨、领悟出来的。

杨浦队提前半年集训,全脱产,厂里工资照发。每天早上八点半,杨浦体育场集合。先是政治学习(读报纸、积极分子发言),随后热身,战术训练。午餐两荤一素一汤,参照专业队标准。饭后午睡,提供专门的宿舍。下午练体能,绕复兴岛跑两圈。雨天就爬楼梯,来来回回几十趟。

九月,杨浦队抵达重庆,全队睡招待所。一个月时间,踢了8场比赛。陈禾替补上场5次,攻入2球。这支全部由一线工人组成的球队,最终名列全国第23位。

从重庆回上海,火车要开五十多个小时,轮船则是七天六夜。全队一致决定,坐船。大家心里清楚,早一天回去,早一天上班,急什么?

于是乘坐“东方红”客轮,顺长江而下,饱览沿途风光。回到上海,球队就地解散,球员返回各自工厂,炼钢的炼钢,修机器的修机器。像一场梦。唯一真实发生的证据,是每人领到了两斤白糖。

64年,全国甲级球队调整为十二支,杨浦队失去继续参赛的机会。随后运动兴起,联赛停摆,专业队解散,队员下放至各家工厂。范九林、戴顺福去了国棉十七厂,“小飞”、“橄榄”俞尧田去了中国纺织机械厂,叶伯祥去“一钢”,张正友去“二钢”,赵光华去了羊毛三厂。在陈禾看来,这批队员实力与意识兼备,正是出成绩的年龄,“可惜了”。

“东北风”那批人遭了殃。他们大多出身小开,在伪满洲读过书。运动一来,全部打倒。有个叫史达发的后卫,身材高大,一口络腮胡子,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,连番批斗。一天,他走到梅林食品厂门口,突发脑溢血,抱牢一棵树,人瘫下去。

遭殃的何止足球。事实上,从66年下半年到69年,竞技体育在中国几乎绝迹。

运动高潮过去,厂际足球赛逐渐恢复,叫“大批判足球”。赛前列队,读语录,向宝像鞠躬,球员互相握手,老客气的。哨子一响,照样短兵相接,该放铲放铲,该拼抢拼抢。球员的血性还在,荣誉感还在。上海足球在蛰伏中等待时机。

1981年,上海市足球协会联合市总工会,创办第一届“陈毅杯”职工足球赛。共有886支基层球队参加比赛,分11人制和7人制两个组别。上海人的足球热情重新被点燃。到1983年第三届“陈毅杯”时,全市报名参赛球队达到2301支。球迷说,“陈毅杯”就是上海人的世界杯。

陈禾年纪大了,退出厂队。平日里依旧踢球,跟一帮老兄弟们。附近有所小学,邀请他兼职校队教练。早晨6点开练,踢到7点钟,放学后再练一个小时。

陈禾记得,有个姓申的学生,身体素质一般,真心喜欢踢球。放学回家路上,不忘对着波阳公园外墙练几脚任意球。他的父亲,一看就是那种老老实实的工人,每天一大早把儿子送到学校。儿子训练时,他就站在场边看。训练结束,给儿子换衣服,干毛巾擦身,递上保温杯里的水。等这一切做完,自己骑车去上班。

彼时,杨浦的足球氛围如火如荼。据85年文汇报报道,杨浦区总人口约一百万,拥有三百多支工厂足球队,一百多支中小学足球队。

说到底,工人足球的繁荣,本身是计划经济的产物。球员跟普通工人一样拿基本工资,顶多补贴一点伙食费、训练津贴,对工厂不构成负担。九十年代中期,国有企业改制,多少呼风唤雨的大工厂,说关就关了。工人成为,工人足球从此式微。再往后,房地产崛起,土地价格暴涨,足球场上盖起高楼。工人足球彻底成为过去式,取而代之的,是高度依赖资本投入的职业足球模式。

范志毅到黄河路一家饭店吃饭。第二天饭店爆满,他坐过的台子从此属于“景观位”,老板只留给朋友。

很少有人注意到,申花队比赛时,坐在徐根宝旁边的一位中年人。他是申花队助理教练,当年的城市英雄,攻入对越南人民军足球队唯一进球的顾兆年。

职业化后,球员和教练的收入明显增多。甲A元年,范志毅月工资2500元,成耀东2000元,谢晖1000元,徐根宝3000元,此外还有赢球奖金。在当时,上海人的平均月工资是617元。

申花队右后卫,绰号“毛豆子”的毛毅军回忆:95年一场关键战役中,申花战胜北京国安。赛后,他拿到4000多元的赢球奖金。第二天全部花掉,买了一部最新款的摩托罗拉大哥大,“港片里黑帮大佬用的那种”。

1995年11月5日,申花队主场3比1击败济南泰山,提前两轮夺得甲A联赛冠军。终场哨响,虹口足球场突然安静,随即爆发出巨大的声浪。范志毅热泪横流,谢晖跪倒在地,徐根宝被队员们高高抛起。那个夜晚,欢呼声传遍了上海的每一条大街小巷。

97年那个酷热的夏天,申花队1:9兵败工体。多少上海人家砸了啤酒瓶。骂归骂,照样有球迷去接机。当灰头土脸的申花队员出现,有人喊了句,范志毅,别趴下!

许多申花球迷至今怀念九十年代的虹口体育场。“胜也爱你,败也爱你”,那种纯粹地为足球呐喊、为足球落泪的日子,一去不复返了。

2001年底,申花俱乐部重组,请回徐根宝重掌教鞭。上海足球进入德比时代。

2003年11月30日下午2时30分,甲A联赛最后一轮的七场比赛同时开球。上海申花客场1:4惨败深圳健力宝,上海国际则蹊跷地主场1:2输给天津泰达。申花以一分的优势压倒国际,成为末代甲A冠军。

终场哨响,申花队员套上金色的冠军服,一边庆祝,一边躲避看台上扔下的水瓶。几万名深圳球迷齐声高呼“水货冠军”。与此同时,上海八万人体育场,天津球员疯狂地庆祝保级。为国际队扳回一球的王云痛哭着奔回休息室,俱乐部老总王国林呆坐教练席,手里夹着老长一截万宝路。主教练成耀东低着头离开,走过一个看台时,有球迷喊,成耀东,英雄!再往前,十几个球迷迎上来,齐齐竖起中指。

当晚,上海滩迎来一场盛大的庆祝。几百名申花球迷高喊“申花是冠军”,从虹口足球场走到外滩。一路上不断有球迷加入。到后来,警车主动为球迷开道,一些警察也跟着喊口号,场面十分感人。

数年后,足坛掀起打黑风暴。四位上海国际队的前国脚因受贿及假球被批捕。申花队的冠军被剥夺,并处以罚款罚分。案件牵涉到南勇、谢亚龙、杨一民等足协高层及“金哨”陆俊,一时轰动全国。对上海足球来说,这是耻辱的一幕。

这场迟到的审判对于当年的受害者——上海国际队来说,已经没有意义。球队在2006年迁至西安,更名为西安浐灞国际队。之后更是频繁改名,如流浪者般颠沛流离于多个城市。

上海滩足球德比空缺了几年后,随着东亚队(后来的上港队)升入中超而重燃战火。2015赛季,上港完成对申花的双杀。主力前锋、来自根宝足球基地的武磊接受采访时说,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上海滩的老大了。

2018年11月7日,中超第29轮,上海上港队主场2比1击败北京人和队,提前一轮获得中超冠军。这支北京人和的前身,正是当年痛失冠军的上海国际队。

一年后,内外交困的北京人和以垫底战绩降入中甲。又过一个赛季,降入乙级联赛。作为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一个缩影,这支再度更名为“北京橙丰”的球队最终宣告解散,为坎坷的征途画上了句号。

上世纪末,定海路449弄成立足球俱乐部,张宏根、袁道纶等昔日国脚到场祝贺。作为中国第一家正式注册的弄堂足球俱乐部,成立之初吸引了不少媒体,着实热闹过一阵。俱乐部以老年足球队为主,实行会员制,每人每月交纳五元会费,即可参加相关活动。具体包括:每周两到三次的训练,与兄弟球队交流比赛,以及赛后吃老酒。

成立第二年,449俱乐部出征上海市“花园杯”老年足球赛,力克东华队、上海老年队等强敌,荣获冠军。赛后有位裁判问队长陈禾,你们这支队哪来的,从来没听说过。陈禾开玩笑,阿拉嘛,保密军工单位,代号449厂,平常不出来的。

尽管缺乏资金来源,这家民间足球俱乐部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。那些踢球的老头子,逐渐变成更老的老头子。装支架的装支架,坐轮椅的坐轮椅,有的人好久不来了,再次看到名字是讣告。追悼会出来,彼此提醒,随身要带救心丸。

不知何时起,陈禾成了球场上年纪最大的一个。他踢中后卫,防守稳健,偶尔插上进攻。有一次,当他用漂亮的头球攻破对方大门,场边的年轻人起身鼓掌,喊,爷叔老卵!

老卵,是上海特色的粗话,意思接近牛逼,带一些理想主义的悲壮色彩。那些意气风发的成功者,大多只是牛逼,不属于老卵。老卵是不服输,不买账,不驯服,老卵是屡败屡战,强硬到底。

俱乐部渐渐沉寂。疫情一来,活动全面取消。定海桥街区搬迁前夕,挂在居委会门口的“四四九弄足球俱乐部”铜牌被收废品的人撬走,像一个悲伤的隐喻。

2020年1月29日,范九林去世,享年73岁。由于疫情,追悼会取消,改为小型追思会。媒体报道中,范九林是优秀的足球教练,是球星范志毅的父亲。少有人想到,在那个并不遥远的年代,他也曾在绿茵场上摧城拔寨、纵横驰骋。

范志毅再次进入大众视野,是在一档脱口秀节目中。许多年轻人不认得这个扛着肩膀、一口上海普通话的方脸爷叔。他们问,范志毅是谁?

2022年2月1日,农历正月初一,武磊领衔的中国国家男足1:3败给越南男足,彻底断送世界杯希望。范志毅预言成真,“脸都不要了”。中国男足沦为亚洲三流,已是不争的事实。用一位上海老先生的话:所谓万丈深渊,往下走,也是前程万里。

3月31日,中国金球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,武磊捧得2021年度“金球”。中国足球依旧一地鸡毛,而评论区也一如既往的热闹。

作者 yabo888app

发表回复

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